中国是诗国，历代诗人层出不穷，贡献了大量绝美诗篇。

　　诗人一多，人们自然就产生了谁水平更高、哪首诗更好的想法。梁山好汉聚在一起不也得排座次？

　　于是，《诗品》一书应运而生。作为“百代诗话之祖”，《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作者钟嵘，是南朝齐梁时期人。

　　该书与同时代的《文心雕龙》并称“双璧”，对我国文学理论、诗歌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奠基诗学的意义。书中追溯了五言诗的起源，说明了诗歌的功用、源泉和表现手法，提出了评诗的标准，并对南朝梁代之前各个时期的诗坛主流作者加以评述。

　　一开篇，《诗品》就回答了“人为什么要写诗”这个问题。

　　钟嵘的答案是“气”：“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意思是，人的性情受气的感召、物的触动，就会形成独特细腻的内心感受。用吟咏的形式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就形成了诗歌。这里的“气”，抽象又具体，既是充盈天地间的蓬勃生气，还是大自然的变化。正如他在《诗品序》里说的：“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这种四季感荡人心的诗歌发生论，是西晋以来文论家的共识。比如刘勰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但诗歌的发生，不光是因为季节的变迁，社会生活中的不幸、人际关系的触动，也是诗歌发生的重要原因。首次明确提出这一点的就是钟嵘。

　　他在《诗品序》中自“楚臣去境，汉妾辞宫”以下，列举了人的6种痛苦遭遇，例如屈原的放逐、班婕妤的失宠、边关战士的牺牲，这些现实遭遇给人带来的痛苦，都要用“陈诗”“以展其义”、借“长歌”“以释其情”。如此才能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才能在苦闷的环境中获得内心的解脱与慰藉。这其实就是后来韩愈“不平则鸣”文学主张的滥觞。

　　从这里可以看出，钟嵘认为诗歌的本质是吟咏性情，是人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因此，《诗品》特别推崇那些直抒胸臆、不加修饰的诗句。比如徐干《室思》中的“思君如流水”，曹植《杂诗》中的“高台多悲风”，谢灵运《岁暮》中的“明月照积雪”等。

　　接着，《诗品》品评了从汉至齐梁的123位诗人，定上品12人（古诗算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全书结构严谨，横向以上中下三品论诗，纵向先追溯流别，再逐一品评诗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这些品评）皆妙达文理，可与《文心雕龙》并称。”通过这种形式，横向可看出历代诗人之优劣，纵向可看出五言诗歌之发展。

　　钟嵘对诗人作品的品评，形式多样，别开生面。比如评山水诗人谢灵运：“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评“女郎诗人”张华：“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评田园诗人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评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评江淹时，钟嵘讲了个故事。说大诗人江淹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一大帅哥，自称是两晋时期的文学家、方士郭璞。郭璞说：“我有支笔在您那里很多年了，现在想要回来。”于是江淹从怀中掏出一支五色笔给了他。往后，江淹再写诗，语句不通，文采尽失。江郎才尽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诗品》在后世也受到一些批评，比如把曹操居然列为下品，陶渊明才列为中品，不少诗歌评论家觉得太离谱了，认为他们都应该是上品。后来文学史都做了纠偏，但钟嵘的贡献还是主要的，《诗品》不失为珍贵的文学遗产。

　　正史里记载，钟嵘曾请求文坛领袖沈约为他传播声誉（跟刘勰想到一块了），沈约没答应。等沈约去世后，钟嵘在《诗品》里把他列为中品，并批评他的作品说，当时因为新的大家还未出现，旧的名家逐渐衰落，所以沈约才能独霸文坛，其实他的诗的意蕴比才尽的江淹还浅。《南史》作者李延寿认为，这是追念旧时的怨恨，以此来报复沈约。

　　对此，明代胡应麟、清代姚鼐等学者均认为，沈约的诗确实差，缺乏风神，就算换个人来评，地位也不会高。他们说得很有道理，今天谁还记得沈约的诗？

熊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