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是缘分，相知要用一生的时间。刘登翰记得，我是在北大首先迎接他的人。1956年，一个秋阳灿烂的日子，刘登翰来北大报到。我在中文系新生的名册中寻找那个叫做刘登翰的人。因为我知道，他是一名记者，热爱文学，而且写诗。登翰来自厦门，我们是福建同乡，又有共同的爱好，见面自是欣喜。虽然不是同一年级，因为志趣相近，交往日深，渐成知交。

　　在北大期间，我们一起进了北大诗社，在《红楼》杂志又成了文友。后来六人集体写《新诗发展概况》，又在和平里那个《诗刊》为我们借来的中国作协宿舍“并肩战斗”了一个寒假。这些经历，更为我们的相互了解和深知奠定了基础。后来在各自不同的场合，我们又为中国新诗的复兴和进步一起吁呼。我们不仅是学术上的同道，更是心灵上的挚友。

　　登翰近期完成了他的家族史的写作。他以单篇散文组合的方式，把一个华侨家庭和家族的历史，做成了一本大书。登翰文笔清丽，记叙简洁，加上他长于记忆，又做了扎实的案头工作，检索相关文史资料，从一个家庭的兴衰聚散，到一支族系的迁徙繁衍，他都有客观而详实的叙说。因为涉及其中成员的涉洋“过番”，亲人们在异国他乡，艰难创业，筚路蓝缕，山海空茫，在他的笔下均有着广阔而充分地展开。这些人们的步履维艰、漂泊行踪、歧路荆棘，每一字都是汗水和泪水浸染而成。我阅读这些文字，从广阔的空间领悟到他们的迷惘和渺茫，又从叙述之细微处得到感同身受的酸楚与疼痛。作为读者，我于是悟到，以散文组合的方式同样可以成史。此种方式阅读起来，可能令读者更易于心灵相通，从而唤起更广阔的共鸣。

　　在中国，我们的家乡福建是个独特的省份。濒临东海，面对台湾，自北而南，海岸线延伸全境。境内多山，少平原，加上终年海风的袭击，农作物并非它的长项，它不是农业大省。裸露在风沙中的贫瘠的土地，只能种些番薯和杂粮，有水稻，但产量低，基本上难以养活自己。福建子弟为了谋生，多半远离家乡，“过番”到了遥远的“南洋”。东北人闯关东，福建人下南洋。为了谋生，乡亲们在外边辛苦劳作，也促进了侨居地的开发和发展。他们在国外开垦、种植、营商。无尽的漂泊，艰辛的劳动，把辛苦挣来的钱积攒起来，寄回家乡，用以敬老育幼。有了实力，他们就兴办教育，传授知识，使后代成为有教养的人。侨领陈嘉庚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平生省吃俭用，以血汗换来的金钱在家乡兴办教育。包括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都是他伟大的创造和贡献。

　　漂泊四海的福建人，为了谋生，把妻儿留在家乡，只身在外奋斗吃苦，使很多家庭成为“空巢”。很多的家庭，因为男人常年在外谋生，留下父母妻儿守着空房，造成了无数的家族悲剧。登翰书中展现的，仅是福建万千家庭中的一个“侧影”，但却也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家庭悲剧的书写。登翰借此倾吐内心的积郁和伤怀。我最早接触到的是他写海轮上送别父亲的《鹭江道，那朵远去的云》。作者向我们诉说了生命中永远的伤痛。在这里，登翰非常节制地使用他的笔墨，他没有渲染悲情，他甚至非常冷静地回述这个令人哀痛的画面——少年不知愁苦，少年不知此别乃是永远的痛！

　　在北大，我知道登翰在厦门中山路上有一居所。我们也知道那里生活着一生凄苦养育他们兄弟的母亲。正是这窄窄的空间，登翰在那里开始了他艰难的人生。那年他以出色的才华毕业回到家乡，被分配到福建一个偏远地区的中专任教，一去就是20年。

　　登翰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他能够独立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论年龄，我比登翰年长几岁，但我们是同代人。登翰书中写的，我都能感同身受。

　　登翰的家族是一个庞大的华侨家族。他们在客居国开发土地，创造财富，传播文明。他们中许多人，包括登翰的父亲，都埋骨于异邦。我看到他去菲律宾扫墓的全家照，家族亲和美满，非常感人。但是这背后却有说不尽的凄苦和别离。作为出身华侨家族的登翰，他心灵所受的创伤是不可言说的。但是他们都是真正的的爱国者。

　　登翰书中写的，其实就是一部真诚的爱国青年（直至如今的暮年）战胜磨难的心灵史。登翰写出了一本家史，一本宗族史，就他个人而言，我以为他是写出了一部心灵史。他把内心的复杂和悲凉放置于人们觉察不到的暗处，而把明亮的色彩以及内心的坚定与热爱展开在我们面前。在我们的心目中，登翰就是永远地爱着、恋着、前进着的华侨家族的热血子弟。他无愧于他的家族和他的亲人，当然，他也是无愧于他世代长于斯、耕于斯、最后埋骨于斯的中华祖邦。

谢 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