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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积弊，日本又放大招。

12月8日，日本国会正式通过《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正案。据称，这部“极具历史意义”的新移民法将于明年4月1日起实施，计划5年内在14个行业引进超过34万名外籍劳工。

政令甫出，日本国内反对声四起。有人担心社会福利被分割，有人害怕就业机会被侵占，还有人对外来人口能否融入日本社会表示怀疑。与其它发达经济体相比，日本对人才和移民开放程度是最低的。数据显示，德国从2005年至今已经接纳了200万新移民，美国接纳了100万，英国54万，加拿大27万，法国14万，日本仅有7万。为何放宽外来人口的国门限制会引起日本社会如此反对呢？

内外有别

秩序，日本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一尘不染的街道、准时准点的地铁、彬彬有礼的国民......对秩序近乎严苛的追求渗透到日本的风俗、建筑、语言等方方面面。以语言为例，日语专门有简体与敬体之分，只要判断为“外”，日本人就会使用敬体，表示礼貌，并与对方保持心理距离。只要判断为“内”，日本人就会使用简体，表示和对方之间不客套，同时传达出一种“自家人”的亲密感。

“内外有别”是东亚文明的典型表现之一，从“仁者爱人”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以个体为中心，以血缘、能力和社会角色为标准来调整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日本自大化革新确立天皇体制，引入唐朝文化后，也将儒家的伦理纲常发展成一种严格的“内外有别”的为人处世方式。

“内外有别”的原则在日本发挥到极致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四面环海、山地多平原少，地震、火山、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让日本较早地形成了一种抱团取暖的危机意识。而幕府时代相对单一的历史进程、统一的语言文字和较稳定的政治形态，也使大和民族形成了强烈的认同感与文化归属感。

对集团内部的人待之以亲，对被外部的人敬而远之，这已经构成了日本人的思维、表达及待人处事的基本依据。小到家庭、企业，大到民族、国家，日本人通过这种“内”与“外”的区分，构建起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圈子，增强了一个集团内部成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赋予个体以自豪感和荣誉感。

纵式社会

1853年7月8日，四艘漆着黑色柏油的美国军舰长驱直入江户湾浦贺海面。

“黑船来航”事件强烈刺激了日本社会。令人诧异的是，这次事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非但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同仇敌忾，反而在一个叫福泽谕吉的年轻人奔走呼号下，“脱亚入欧”成为日本精英阶层的共识。废藩置县、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明治维新”的改革措施一项项落地，日本一跃成为东亚现代化强国。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这样评价日本国民性格：“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这种看似矛盾的民族性格自有其内在逻辑——以等级秩序为核心的纵式社会。

早在日本的江户时代，全体居民就被严格的等级制度分为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四个阶层。与中国的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相比，日本社会的社会关系更像一座塔，由上而下层层叠叠形成一种“纵式社会”。在纵式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体依附强大的等级结构而存在，根据某种标准排列出“资格”，并根据这个等级在语言和行为方式上有所不同。

对高位者服从和权威认可，对低位者傲慢无视，是纵式社会的典型表现。同样，在国际关系领域，当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日本人就会表现出对强者驯服和忠诚的一面。日本学者中江兆民说：“日本人极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前进，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纵式社会的背后就是这种漠视绝对理念、不恪守任何绝对原则的相对主义思维方式。

实用主义

“第一位日本冠军。”

2018年9月9日，《产经新闻》特别版头条刊出了网球运动员大坂直美夺冠的报道。随后，在推特上，这位日本与海地混血，3岁起便随家人移居美国的新科冠军得到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祝贺：“在这个困难时期，衷心感谢你给全日本带来的能量与鼓舞。”

事实上，面对愈发强烈的人口危机隐忧，日本政府开始谨慎地降低引进外来劳动力的门槛：增加接纳外国劳工，以及希望回到故土的海外日本移民后裔的人数。尽管国内的保守势力依然将纯正血统的族裔划分标准奉为圭臬，日本媒体已经把大坂直美的夺冠视作国家的胜利。

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日本再次张开怀抱，选择了实用主义，亦如当年面对黑船来袭后的“脱亚入欧”与二战废墟上的“日本奇迹”。这不仅是日本灵活多变的处世哲学，更是长期适应环境产生的生存智慧。

然而，外来人口融入日本社会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制度壁垒、文化隔膜甚至血统偏见都会成为引发冲突的定时炸弹。“内外有别”的日本社会能否真正“抢人”成功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人民日报海外网 王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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