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灰犀牛 （图源：网络）

自2018年以来，重新活跃起来的外部风险因素为中国的金融风险监管带来了新挑战。境外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从1月下旬开始高位回调。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过去数年来的高估值、低波动特征不可持续。伴随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逐渐恢复动能，投资者开始对通胀和利率的上行风险更加警惕。境内股票市场已经感受到国际市场之间的联动效应。自4月以来，不断加强的中美贸易摩擦构成了新的风险源。受此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投资者的神经再次紧绷起来。此外，局部上的国际政治与军事冲突持续发酵。对于这些新的外部冲击，过去人们习惯于采用象征意外风险的黑天鹅作比拟。然而，当前的事实并不意外。它们都积聚已深，更似意料之中的灰犀牛。

在2007美国次贷危机与2008年间全球金融海啸发生之后的十年之际，上述国际性风险因素的活跃并非偶然。在风险现象的背后，不难发现持久而深刻的渊源。例如，国际金融市场的直接风险源就突出表现为国际资本市场运行与各国货币金融政策调整之间的冲突。源头上的火种在上一轮危机发生之后的救市行动中就已经被埋下。当前国际股票市场上堆积的泡沫得成于过去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大规模扩张的资产负债表，也将有可能败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收紧和“缩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转向一直是金融市场关注的焦点。这个缓慢而谨慎的转向在2013年启动之初引起了被称为“消减恐慌”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一度泛滥的国际资本从此由新兴市场向发达国家大规模回流。跨境资本流动导致了大分化格局：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了汇率贬值和股票市场低迷，发达经济体则汇率升值和股票市场延续长期牛市。但是，无论是先前的超低利率还是后来的国际资本流入，对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支持都是有限的，又埋下了金融市场泡沫风险的种子。

近些年来，境外社会矛盾加剧和逆全球化行事就折射出经济与金融领域旧疾难愈的困扰。显然，这些困扰已经给经济、货币与金融政策的正常化带来了严重阻滞。美国的问题较为典型。一方面，传统的正常化已经不足以支持重建制造业或促进制造业回归；另一方面，有力的财政扩张又面临政府债务约束。有时，为实现正常化甚至还需要新的扭曲操作。例如，曾经致力于重建美国金融秩序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又面临被废黜的境地。然而，美国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结已经不够紧密，仍然有太多的资金流向金融市场。因此，放松金融管制与抑制资产泡沫变得难以两全。为缓解内部矛盾，有意向外部转移成本的政治倾向也活跃起来。正是这样的土壤，催生了中美之间以及其他国际性的贸易摩擦。

面对上述困境，一些发达国家也许需要参考一下中国经验。为应对后危机时期面临的“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压力，中国政府致力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破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束缚，并从2015年底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结构性改革的呼吁在国际上一直不绝于耳，但是真正付之于实践者不多。在金融领域，中国高度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定位，并以此为指导原则一边促进金融结构调整，一边防范金融风险。中国的金融监管从2106年开始着手“抑制资产泡沫，防范金融风险”。此后乃至未来一段时期，“严监管、防风险”都是中国金融监管领域的主题词。严监管体现于建立具有明晰约束性的新规则体系，加强现场检查与执法力度；防风险工作立足于全面排查风险点，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些目标清晰、务实可行的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最后，中国的金融风险监管也需要充分考虑新的外部风险冲击。这些外部风险因素并非偶然性的黑天鹅，而是早已启动至如今才冲过来的灰犀牛。它们体现了过去十余年来积蓄下来的各类经济体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政策正常化与金融运行之间的现实冲突，以及国际之间的矛盾转移。因此，防风险的任务必将增加对外部因素的应对。透过近期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扩大金融开放中展现的自信来看，坚守既定的政策路线就可以从容应对。

（袁增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论坛智库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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