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耀家书（局部）。徐光耀供图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准备把我珍藏了80多年的给父亲的一封信，捐献给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这封信，纸已发黄，字迹稚拙，内容简略，可能还有错别字，但它既饱含了我作为人子的孝道亲情，更有我作为一位战士保家卫国的决心：

父亲：

您的来信和我姐姐的信一块接到了，使我很兴奋，简直是高兴的（得）不得了。

听说您现在想开了，吃喝都增加了不少，这是非常好的，这样减去了您的烦愁和忧愁，使身体健康，也使我免去了惦记。

我的姐姐参加区里工作，更是让我兴奋的事，这就好像我俩站在一条线上打日本一样，您有这样两个儿女，应该是很甘心了，您是多么光荣啊！

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教育去做，一定好好的（地）学习与工作，一定和每个同志都和气亲爱，绝不辜负您老人家的期望。

爹！您耐心的（地）等着吧！胜利的日子就快来了，今年就可以打败德国，明年就要反攻日本，那时候才是咱们团圆的时候！您不信，我姐姐会告诉您现在形势是多么有利。

我现在一切都好，也很快乐，请放心。

祝身体永远健康，并请

福安。

儿 光耀    

10.26  

每看到这封信，我总会被拉回那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

我是1938年夏天参加的八路军，那年我13岁。参加八路军几天后，我们部队从大清河北转移到了大清河南，后来部队离家越来越远。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尽管战事紧张，但邮政局还在，因此刚参军时还写信给家里报平安。日本侵略者占领我的家乡河北雄县后，我们党的基层抗日政权遭到严重破坏，抗日形势十分严峻，抗日斗争暂时转入地下隐蔽状态，我和家里的通信也自然中断了。

这音信一断就是四五年，家里不知我的死活，我也不知道家里的情况。直到1944年10月24日，我突然接到了姐姐的一封信。

姐姐的信写于8月29日，在路上走了将近两个月。这已很难得了。这个时候，经过八路军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敌人的大部分据点已经被我们打掉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当时，八路军内部有专门的通信机构，各分区之间有交通员送公文、报纸，也给战士送家书。姐姐的信就是从十分区辗转送到六分区，然后又送到我手上的。看着姐姐的信，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得发狂，流着眼泪一连看了三遍。10月26日，我就赶紧给姐姐写了回信，同时给父亲也写了一封信。写回信的时候，我又因为兴奋过度，一夜未眠。

从姐姐的信中我知道，当时父亲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已发生巨大转变，不但支持八路军，还积极做抗日工作。当初我参加八路军时，父亲坚决不答应，我哭闹了七天七夜，后来在姐姐的劝说下，父亲才同意了。我参加八路军后，父亲开始同情八路军，后来又支持八路军，我们家成了八路军的堡垒户。八路军经常在我们家落脚、隐蔽、开会，这时父亲和妹妹就给八路军做饭、缝补衣服、站岗放哨。父亲最爱听战士们坐在炕头上讲八路军在哪里又打了胜仗，什么时候又在白洋淀里开了庆功会，有时也打听儿子的行踪。

支持抗日，父亲是坚决、彻底的。有一次，县委的同志被敌人堵在了村里，在下地道隐蔽之前，父亲把一颗拉出弦来的手榴弹挂在门楣上，鬼子只要拉门，手榴弹就会爆炸。如果鬼子被炸死了，这个家也得房倒屋塌。为了掩护八路军，父亲赌上了身家性命，包括一生节俭盖起来的房子。万幸的是，鬼子没有搜上门来。

抗战胜利后不久，1945年11月，父亲步行几百里，到辛集我们部队的驻地来看我。这是我们父子俩时隔7年第一次见面。我参军时个头刚超过八仙桌，再见时，我已高过父亲半头了，这让我很感慨。更让我感慨的是，年近六十的父亲思想进步多了，临走时带回家的居然是《前线歌选》。

我给姐姐的信比给父亲的信长得多，有上千字。实话说，我跟姐姐比跟父亲亲近得多。我5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是只比我大8岁的姐姐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我上学、参军都是因为姐姐的支持才实现。开始父亲是不让我上学的，姐姐说我们一家人这省点那省点，总能省出弟弟上学的钱，这样我才有机会在村里上了4年洋学堂。我哭闹着要当八路军时，父亲找姐姐拿主意，姐姐说：“这兵荒马乱的，国家都要亡了，一个男孩子在家里就窝囊死了。当了八路军，不但长出息，就是死了，也是为国家而死，还落个好名声。”听了姐姐的话，父亲才同意我参加八路军。

姐姐生于封建时代，是个“小脚女人”，可她不封建，她聪明能干，有理想、有追求、有能力，因此我一直都很佩服姐姐。

让我吃惊的是，几年不见，一个曾经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居然能够提笔写信了。姐姐的文化全靠自学，平时要打仗，还要生产，姐姐得下怎样的功夫，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呀。后来听姐姐说，那时她练字经常练到三更半夜，有时甚至都到天亮了，还不觉得呢。

姐姐不甘心做亡国奴，我参加八路军后不久，她就参加了村里的妇救会，后来又当自卫队的队长，带着队员破坏鬼子的公路、电线、通信等。姐姐在村里的抗日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多次受到表扬。给我写信时，她已调到十分区二联县六联区参加工作半年了。

姐姐在信中对我“竟有抗战到底之决心，一心为了保国尽忠”的想法是赞赏和自豪的。现在想来，在国难当头、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无论是我，还是姐姐、父亲，早已在自觉不自觉中把自己、家庭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家国情怀。再加上1944年，盟军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我抗日军民也已开始对日伪展开战略反攻，受此鼓舞，在给父亲的信中，我自然就流露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抗战必胜信念和朴素的家国情怀。

其实，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我和战友们也一直满怀这种精神、信念和情怀。日本侵略者发动“五一大扫荡”，晋察冀抗战形势异常严峻，我和战友们在隐蔽时聊天，大家不止一次说道：“如果谁活到胜利那天，把咱们现在的战斗和生活写下来，不定多有意思呢。”

后来，我走上了文学道路，写抗战题材，我是把它当作一种使命和责任的。在《平原烈火》《小兵张嘎》《冷暖灾星》等作品中，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抗战必胜信念和家国情怀是贯穿始终的精神要旨。

我也希望这封家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抗战必胜信念和家国情怀，在新时代能够感染与鼓舞更多人为了国家而奋斗。

《 人民日报 》（ 2025年07月05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