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片。

陕西历史博物馆供图

作为礼乐器的西周编钟和东周编磬。

李志强摄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商代兽面乳钉纹铜鼎。

李志强摄

陕西省宝鸡市贺家村出土的西周牛尊。

陕西历史博物馆供图

近日，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吉金·中国——中国青铜文明的兴起与繁荣”特展，系统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早中期青铜文明的演进脉络，揭示了青铜器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历程中的关键作用。

此次展览由国家文物局与陕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承办，汇集全国17个省（市、区）51家文博单位的341件（套）文物，是近十年来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青铜文明主题展。这不仅是一场文物的盛宴，更是一次文明的寻根——青铜器上的纹饰和铭文，铸刻着先民对秩序的追求、对天地的敬畏以及对“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的最初想象。

追溯冶铜技术起源

“吉金·中国——中国青铜文明的兴起与繁荣”展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早期中国”系列展览的收官之作，第一部“彩陶·中华——中国五千年前的融合与统一”和第二部“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分别在2020年和2023年展出。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成体系的展览，以彩陶、玉器、冶金三重视角，依次解读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壮阔历程，让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深厚根脉，共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研究成果。”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庞雅妮说。

探源工程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距今5800年—3500年的长时段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其中，古国时代（距今5800年—3800年）可进一步细分为3个阶段。“吉金·中国”展在时间上接续“彩陶·中华”展和“玉韫·九州”展所聚焦的古国时代第一、二阶段，以古国时代第三阶段（距今4300年—3800年）的开始作为展览叙事时间上限。

“这一时期，以铸铜技术为代表的各种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加速汇聚，不仅催生出中国独特的青铜文化，也推动夏代文明跃升至王朝文明，并在不断的汇聚与辐射、整合与重组中，得到持续加强和巩固。”庞雅妮说。

由青铜技术所引发的重大变革，不仅影响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格局，也奠定了后世中国的基本地理版图和中华礼乐文明的坚实基础。基于这些思考，此次展览的策展团队凝练出“吉金铸国、礼乐中华”这一主题。

展览第一单元“技术·潮流”，展示了一张世界古代重要铜矿遗址分布图。从世界范围来看，早在公元前9千纪末期，伊拉克北部的洞穴中便发现了自然铜制品。公元前6千纪，土耳其和伊拉克的遗址中出现了迄今所知最早的人工冶炼金属制品。公元前3500年和公元前3000年左右，伊拉克地区相继出现含砷青铜器和含锡青铜器。随着冶炼技术和锻造、铸造等制作技术发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欧亚大陆开始进入繁荣的青铜时代。

中国最早的铜器出现在哪儿？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了距今6000年左右的铜片和铜管，是中国境内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铜器。经检测，铜片杂质含量较多，主要成分为铜、锌，还有少量铅、铁、锡、硫等，应为铸造而成的含铅黄铜。“姜寨遗址出土的这两件黄铜器虽然冶炼方法比较原始，但却为探索中国冶金技术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庞雅妮说。

造型独特的四羊首铜权杖头吸引了很多观众注意。此器1976年出土于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年代为距今3700年—3300年。整体呈椭圆球状，中心上下贯通，可穿纳木柄。腹部偏下的位置等距铸有4个钮状羊首，羊首造型简洁，鼻骨高隆，吻部下勾，两侧有螺旋状大角。

权杖在西方文明中较为常见，距今6000年左右传入中亚南部的河谷绿洲，之后继续向北、西北传播，逐渐进入中国西北地区。这件权杖见证了东西方冶铜技术的传播与交流，说明西北地区是国内最先吸收、改造外来冶铜技术并对其进行本土化的地区。

冶铜技术起源于西方，中国人吸收借鉴后制作出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但其用途却和西方出现了分野。庞雅妮介绍，在外来技术激发下，中原青铜文明快速发展，创制出泥范块范法铸造工艺，青铜器与中原传统礼制结合，走上了“器以载礼”的发展道路，并用于维护国家运转和权力运行。

梳理三代文明脉络

夏都煌煌，殷土芒芒，宗周赫赫。三代王朝对周边地区控制力不断增强，影响力不断扩大。展览第二单元“中心·四方”梳理了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的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展现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不断“向内凝聚”的文明发展进程。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年代约为距今3750年—3520年。二里头在短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形成了立足中原又辐射四方的二里头文化，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王朝时代。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铜鼎，此次展出了这件铜鼎的复制品，其底部有烟炱，是使用过的青铜礼器，标志着使用者的高等级身份。

考古发现表明，二里头都邑设有专门的铸铜作坊区，青铜器的生产与分配被上层统治阶层所控制。“二里头遗址格局宏大、内涵丰富，彰显了二里头文化进入‘一体王朝’的鲜明特质。”庞雅妮说。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在中国青铜文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商王朝统驭四方的密钥，对铜料的渴望也推动着商人南下北上、西进东拓。”庞雅妮说。

此次展览从南、东、北、西四个方向选取了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群、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和关中西部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容器进行展示，体现商文化对四方的控制和影响。这些承载着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的青铜礼容器，与商王朝核心地区的器物高度一致。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礼乐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陕西宝鸡周原遗址是迄今考古发现最大的先周文化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不久前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周原遗址陆续发现青铜器窖藏。据不完全统计，在周原遗址发现的青铜器窖藏已有100余座。

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庄白一号窖藏，是周原遗址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窖藏。其中共出土了103件青铜器，全部属于微氏家族，且大多铸有铭文。此次展出的商尊、陵方罍、兽面纹斗和兴钟、三年兴壶5件重器均出土于此。

尊是盛酒器，也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容器之一。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商尊，喇叭形口沿下饰8个上仰的蕉叶纹，叶内填有兽面纹。颈部饰一周张嘴、卷尾的夔龙纹，腹部饰展体式外卷角兽面纹，圈足饰曲折角兽面纹。器内底铸铭文，大意是商的妻子庚姬受到帝司赏赐，商为此作器，用来祭祀亡父“日丁”。

阐释青铜礼乐文化

展览的前两个单元以时间为轴展开叙事，第三单元“礼乐·中国”则通过青铜祭器、有铭青铜器、兵器和乐器这几种重要器物来阐释青铜礼乐文化。

作为珍贵资源和先进技术的代表，青铜器在商周时期成为祭祀之“礼”的主要载体，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此外，青铜礼器在分封、赏赐、婚聘、结盟、宴享等重要场合的使用，表明其不仅发挥着沟通天地的作用，还维系着世俗社会的秩序人伦。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贺家村窖藏坑出土的牛尊，是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礼器。整体造型为一只健壮的水牛，牛舌为流、牛尾为把，背部开口设盖，盖钮为一立虎，通体饰云纹和夔龙纹。整器设计匠心独运，造型雄健生动，纹饰华美流畅，为西周青铜艺术之精品。

“由于青铜合金具有坚韧锐利的性能，兵器成为礼容器之外又一重要的青铜器门类。”庞雅妮介绍，商周时期邦国林立、战争频繁，催生了种类多样、满足不同作战需求的青铜兵器。

展柜中陈列着一组商代近搏兵器戈、戟、刀、矛、短剑和防护兵器胄。西周时期青铜兵器的种类大体与商代兵器一致，防御装具在该时期有较大发展，出现了战车装甲。

超越实用兵器范畴的钺，是王权与军权的象征。妇好墓是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共出土了4件铜钺，其中一件钺上铸有虎食人图案。展览中的商代铜钺来自安阳博物馆，不仅纹饰布局与殷墟出土的相似，大小也差不多。

乐器是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此次展览以青铜乐器压轴，介绍了西周创立的乐悬制度。一枚大钟单独悬挂在钟架上敲打演奏，称为“特钟”；几枚钟按照大小次序编成一组或几组，称为“编钟”。

西周早期出现3枚一组的编钟，至中晚期发展为8枚一组。在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中发现了3层8组共65枚编钟。此次展出了西周中期3枚一组的编钟，出土于陕西宝鸡竹园沟墓地，还有西周晚期8枚一组的编钟——中义钟。

中义钟出土于宝鸡市扶风县齐家村青铜器窖藏，一组8件形制、纹饰、铭文相同，大小相次。钟体一面铸有铭文，记载了中义作乐器编钟，祈愿家族兴盛、万年长存。

“如果说礼是从制度层面来规范人的行为，那么音乐则从精神层面感染人心，凝聚共识。”庞雅妮说。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1月17日，展期内将推出多场专家讲座，深入阐释中国早期青铜文明。（本报记者 张丹华）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6月17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