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两千多年的“乘法口诀”如何被相继发现、破译？“里耶秦简”为何被称为“我国21世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和解读秦朝的“百科全书”？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打卡”，除了满屋黄金，还有哪些珍贵的文字印记？甘肃“悬泉汉简”的偶然发现，勾勒出古丝绸之路上哪些故事……

自20世纪以来的百年间，我国出土简牍的新资料不断问世、新研究持续推进，一些石破天惊的发现大幅度补充传世典籍的不足，帮助我们更准确地了解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脉络。以湘、鄂、甘、赣为代表的“简牍大省”完善保护研究方法，探索新颖的展陈方式，推动简牍文化“化冷为热”，让社会大众走近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这是现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的汉代悬泉龙凤画木牍。新华社记者 多蕾 摄

“跨时空传播”的古书

何谓“简牍”？中国古代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简牍是主要书写载体。就考古发现所见，简牍主要流行在战国、秦汉以至魏晋时期。大致上承甲骨文和金文，下启纸质的写本和刻本文献，在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脉络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学术价值。

简牍文献大致分为文书与典籍两类。就撰作意图和当时的流转情形而言，前者是在特定的范围或路径移送阅处，时效有限；后者属于追求“跨时空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文书如果流传到后世，则会褪去其即时、实用的色彩，转化成历史资料和文化资源，从而蜕变为典籍。”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陈伟说，出土的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简牍文书，是记录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珍稀文献，应与思想文化典籍一样，纳入当今古籍的范畴。

大致比较细长的竹木薄片为简，相对宽厚的竹木板为牍。由于材料容易获取，制作、书写简便，可以用绳线编连成册，从而承载长篇文献，还可通过刻齿、剖符、封缄附加防伪、保密等机能。因而，在纸张通行之前，简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由于“册”字形似简册，学者多相信商代已使用简牍。《诗经·出车》咏叹远征的军人“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崔杼之乱时，“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均可看作西周、春秋时使用竹简的可靠记载。

这是3月6日拍摄的荆门市博物馆新馆内仓库存放的楚简原件。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胡竞文 摄

目前发现的最早实物是战国中晚期的楚简，其后的秦汉魏晋简牍均有大量出土。西汉纸已有多次发现，居延、敦煌、放马滩等地所见还带有文字或地图，明显用于书写。有专家推测，在东晋末年纸张成为官定书写载体之前，简牍还在大量应用。

而“简”与“牍”之间也有较为鲜明的特征和功能区别。我国南方盛产竹子，所以目前发现的多为竹简，而西北地区气候干燥，竹子较少，多为木质简。两行比简稍宽，一般约2厘米，宽度是单行简的2倍，又因每简书写两行文字， 称为“两行”简，既可以编连，也可以单独使用。牍是比“两行”简还要宽，有的可宽至6厘米，长度多与普通简相同，多为木制，用来写信、契约或抄录医方、历谱等，墓中发现的牍大多用来记录随葬的物品目录。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介绍，为了更好地防范泄密，写好的简牍要用绳结捆扎、泥封钤印。尤其是公文书写完毕后，为防止在传送过程中被私自拆阅，要在写有公文的简牍上面盖一块被称为“检”的木板，然后用绳子将检和公文简牍捆扎在一起，在检上放封泥，再在封泥上盖上负责官吏的印章封检的过程，也是成语“三缄其口”的由来。此外，由简牍书写的古书都是先卷起来的，阅读书籍，就要打开卷册，这就叫“开卷有益”。

在甲骨文中，汉字“册”好似用绳将一枚一枚的简札编连起来的样子。为了在编连时将竹简固定住，竹简的侧面刻一个三角形的契口。按照简的长短，又有二道编、三道编 ，以至四道以上的编连形式。孔子因为喜欢读《易》这本书，把串联简册的编绳磨断多次，后人就用“韦编三绝”这个成语形容读书刻苦勤奋。

时至今日，一些书籍的书写格式及写作方法，依然承袭了简牍时期形成的传统，许多因简牍而形成的成语典故也流传至今。如“册”“篇”“编”“连篇累牍”“韦编三绝”等，都与简牍的形制有关；“杀青”“汗青”“罄竹难书”等则与简牍的制作和用材有关；“删改”“刀笔吏”等则与简牍时代的文具书刀有关；“合同”“尺牍”“封缄”等则与简牍时代的文书制度有关。

这是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目前收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断章”“片言”里的中国智慧

战国秦汉时期处于我国历史嬗变的重大节点。“协和万邦”的商周王朝，经春秋争战、战国兼并，走向实行郡县制的秦汉统一帝国。私学勃兴，著述蜂起，其时创造的典章制度和经籍文化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简牍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原始记录和直接遗存，具有传世文献无可比拟的特别价值。

调查显示，湖北共出土战国楚简、秦汉至六朝简牍共82批、25000余枚，估算超过50万字。其中发现于湖北的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都是震惊国内外学界的重大发现。以郭店楚简为首的文化典籍、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等科学技术文献、睡虎地秦简等法律文献，均是仅见于本省出土的珍稀孤本，对于探讨儒家及诸子经典的早期形态及其演进、传播，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5200余枚竹简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是儒家经典及其训传，其中不乏几种失传版本或较早版本，对于研究儒家学说及其经典的传布、演变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说，如《诗经》1200余枚，为人们提供了现今所见存字最多的《诗经》古本。又如《论语》500余枚，保存有“智道”篇题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简文。还有《春秋》100余枚，是考古发现的春秋经传的最早实物，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智慧浪漫的楚国人热爱音乐，几十年来楚地考古发现大量钟、鼓、罄、琴、瑟等乐器，以及描绘乐舞场景的纹饰图案，但是一直未见乐谱。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荆州王家嘴的楚墓中发现3200余枚战国简牍，其中160枚包含音乐符号的简牍被暂命名为《乐谱》。其简文主要由天干和一部分简洁符号组成，推测为一串丰富的节奏韵律，它们的出土使后世有望“聆听”到2000多年前的音乐。

这是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简展厅内的一景（3月6日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胡竞文 摄

陈伟指出，早前因为出土数量不足，且大多支离破碎，简牍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一般只说是证史、补史，处于辅助、补充的地位。现在由于资料的积累，尤其是有像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胡家草场汉简那样数量多、保存也比较好的大宗材料出土，通过适当整理和互勘合校，简牍文献已经在边防制度、文书制度、律令体系等研究领域成为主要的史料依据，甚至是唯一的资料来源。

在“简牍大省”湖南，考古发掘出土简牍20多批、20多万枚，占据了全国简牍出土总量的三分之二。里耶秦简揭示了秦朝基层社会的真实面貌；马王堆汉简、走马楼西汉简、五一广场东汉简等记录了汉朝时期的社会风俗、社会政治制度等；走马楼三国吴简展现了三国时期长沙人的生活图景。同时，这些秦汉简书体样式丰富，字迹优美、气韵生动，是研究中国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重要材料。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简牍整理工作人员杨先云说，传世文献主要记录了中央、王侯将相的故事，但很少能够看到当时市县、乡里普通民众的生活，关于“小人物”的只言片语往往只见于史籍里的零星介绍。但是湖南出土简牍中记载了大量普通“小人物”的信息，生动展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杨先云举例介绍，里耶秦简中有12枚秦代追债文书，记录了12名士兵因罪罚等缘故欠了官府钱，但因家中贫困无法偿还的故事。因为秦代异地驻守的政策，这些士兵们驻守服役在迁陵县，原籍所在的官府发文书追讨到迁陵县府，要求迁陵县官员按照律法继续向士兵们追讨欠款。

沅陵虎溪山汉简《计簿》中，则记载了汉初沅陵侯国有1612户、6481人，其中包括924名未成年人。侯国一年收缴算赋，即成年人的人头税，共有52万6483钱。“湖南出土简牍贵在详述了‘小人物’的生活故事，以小窥大，从地方看全国，是对当时法律、经济、思想史的一种对照，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的空白。”杨先云说。

2000年前，古丝绸之路上有哪些动人的故事？考古发现的简牍，令这些清晰记录在中国汉代档案文书中的“交流密码”得以重现。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人员在甘肃省敦煌市发现西汉敦煌郡所设的悬泉置遗址，出土大量的汉简，其内容涉及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邮驿、交通等方方面面，真实记录了古丝绸之路使者往来经贸交流，弥足珍贵。2014年申请“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时，相关简文内容补充了申遗材料。

悬泉汉简中有一册被学者命名为《康居王使者册》的汉简极为珍贵。这枚简册由7枚简编连成册293字，记录了公元前39年康居王使者等一行人前来向西汉朝廷献贡骆驼时遇到不公后反映问题，朝廷受理解决的经过。

“简牍所记载的两汉时期和西域诸国交往交流交融的细节，没有经过史官编纂修改，是最真实的内容。在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新时代，是阐释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最佳史料。”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说。

海昏侯墓出土170余版木牍中，整理出一份珍贵的“除国诏书”，记录了刘贺去世后海昏侯国被除国的全过程。这也是迄今发掘出土的首份西汉国除诏书实物。

“木牍中的信息透露了海昏侯国被除国前召开了二千石及以上高官出席的公卿会议进行讨论，不仅经过群臣奏议，还要百官列名。”据整理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博介绍，汉代郡国并行，诸侯国众多，它们都是当时的社会单元，值得研究。

汉简《康居王使者册》。新华社发（甘肃简牍博物馆供图）

精诚合作推进简牍文物“活起来”

随着研究材料愈加丰富多元，已知史料的整理和再整理迫在眉睫。连日来，记者走访各地研究机构了解到，当前一批简牍工作者自觉、主动地投入简牍研究整理工作，并致力于推动与收藏单位的合作，促进对大宗简牍材料的协同研究攻关。

以武汉大学简帛中心为例，中文集刊《简帛》于2006年创刊，2014年入选CSSCI来源集刊。学术网站“武汉大学简帛网”已发表论文4000余篇，开发“中国古代简帛文献字形、辞例数据库”，录入战国秦汉简牍单字字形和辞例数据共16万条，开放给同行使用。长期以来，武汉大学与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等单位合作，举办连续性学术会议“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11次。

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资料室内摆满了各类简牍相关中外文期刊文献，《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秦简牍合集》等重要文献依次排开。记者了解到，湖北早期出土的简牍，大多已得到整理出版，再次整理和出版的内容中，简牍图像和释文、注释的质量均有显著提升，成为更加准确可靠且方便利用的版本。还有多种重要简牍文献，已列入规划或得到资助，将在近年陆续完成整理出版，包括即将面世的《湖北出土楚简五种》上下卷，《睡虎地西汉简牍》（多卷本）及《胡家草场西汉简牍》（多卷本）。

今年初，武汉大学公布《睡虎地西汉简牍》第一卷《质日》的研究成果。陈伟用三个“一”概括《质日》的文化内涵——“一部连续十四年的汉代‘日记’，一位名叫‘越人’的基层吏员，一些重新激活的历史记忆”。

高度凝练的解读背后是团队一次又一次的攻关。残片的正确缀合与定位是最难的，将有效的信息拼凑在一起才能推进文本复原和解读。在进行《质日》的缀合工作中，陈伟带领相关成员组成6人的“残片缀合”小组，课题组成员通常把自己的发现写成小论文，发在微信群讨论，再经过一遍遍推敲，最终得以“连字成篇”。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对修复完成的简牍进行记录。（2017年3月16日 新华社记者熊琦 摄）

有时从下半支简开始拼缀；有时又需联系上文、字体风格、各栏高度等要素来判断简文的对应性；有时释读出或改释出一个新字，又为拼缀提供全新的线索和视角……陈伟说，残片的正确缀合与定位做起来非常难，要多方尝试，反复琢磨。有时运气好，一天能找到几组。也有的时候，枯坐终日，一筹莫展。我们用“寸简寸心”相激励，孜孜以求，一点一点地推进。

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内，一枚枚简牍被放置在细细长长的玻璃管中，墨书在灯光的映衬下笼上了一层昏黄的雾。游客们沉浸在书香浓郁的展馆中，有人驻足俯身使劲靠近简牍，欲辨认细读那些文言墨字；有的人与屏幕互动，串联起不同地名的古今缘分；还有的人被装点在博物馆各处的书法之美所吸引，举起手机拍照合影。

“第一次听说‘悬泉置’这个名字是看纪录片《河西走廊》，而进入简牍博物馆几乎可以说让观览者‘重走’了一遍河西走廊，因为那里有曾经饮马瀚海的将军，有远嫁边关的解忧公主，有籍籍无名却为开疆拓土守卫边关而付出一生的小吏……”网名为“沙耶加酱”的游客参观博物馆后，在社交平台写下这样的文字。

甘肃简牍博物馆从2023年9月开馆以来，就因其深厚的汉风底蕴成为兰州一处“网红打卡点”。不少传统文化爱好者身着汉服而来，体验一把“穿越”之感。截至目前，甘肃简牍博物馆已接待游客量超30万人次。

针对馆藏的从秦汉到西晋时期的4万多枚简牍，研究人员通过采用红外线扫描、高清拍照和释文同时推出的方式，加快对出土文献资料进行出版，以社会共享助推更大范围的简牍研究。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除《悬泉汉简》还在陆续推出外，其他馆藏简牍资料均已向社会及学界公布。

此外，为了拓展简牍的社会化普及，从2020年起，甘肃简牍博物馆与兰州大学文学院等合作开设80余期“读简班”，带领高校师生一起研读古书，激发高校师生对“冷门绝学”的热情。

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金色海昏”展厅中，所展出的六枚木牍是迄今所能见到的等级最高汉代公文原本，它们是海昏侯刘贺夫妇上奏汉宣帝与上官皇太后的文书，涉及朝贺、酎金、秋请等内容，对西汉公文制度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奏牍上的文字为标准汉隶，文字秀美，庄重典雅，也是这一时期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展柜前常有游客长时间驻足，细细欣赏。

“为什么刘贺夫妇选择同时向上官皇太后上书，是否意味着在他们心中，上官皇太后仍可能给予他们支持的力量呢？”由于奏牍所书文字较多缺失，讲解员李嘉媛在讲解这六枚木牍时，总喜欢和游客们展开一点合理的想象。譬如刘贺在上奏汉宣帝，请求参加秋请，而同时其夫人也在向上官皇太后上书，表达同样的愿望。这说明刘贺是极其渴望恢复其祭祀权的，这对他而言意义重大，奏牍中“昧死再拜以闻”的遣词用句，也流露出刘贺夫妇的小心翼翼。

为了“让文物活起来”，近年长沙简牍博物馆携手湖南广电创作了《听见简牍》系列节目，聚焦中国简牍文化精华，讲述简牍的考古发现、形制功用、思想内涵以及生动有趣的简牍故事。在此节目基础上，长沙简牍博物馆深入挖掘简牍文物内涵，举办《大道至简——简牍里的中国精神主题展》，馆长亲自授课，讲解精选藏品背后的故事，让孩子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古老简牍里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

“以前提到博物馆，想到的是青铜器、金银器，走进长沙简牍博物馆，我才感受到简牍也是同样充满生命力的鲜活文物。”长沙市民李璨说，她为9岁女儿报名参加了社教活动，详细了解到简牍的“前世今生”，感受到博物馆里修复完好的竹简真的太珍贵了！

这是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简展厅里的互动装置（3月6日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胡竞文 摄

这是在荆门市博物馆展出的郭店楚简《老子甲》（3月6日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胡竞文 摄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社会大众热捧，尤其是古汉字、古文热度倍增，简帛文字研究之风兴起，关于简牍文化的公众演讲、普及性文章也相继增多。在社会各个层面，简牍学知识从书斋走向公众，被更多的人了解。

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的郭店楚简被誉为“改写中国思想史的典籍”，它的问世曾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郭店楚简的研究热潮。记者近日来到荆门市博物馆文物库房，620余枚郭店楚简以四枚为一组分装在特制的囊匣内，存放于保管柜。另有《老子》等小部分原简从库房拿出来，轮番呈放在展厅文物展柜中。

“科技是连通文物保护与利用之间的桥梁。”荆门市博物馆藏品保管科科长邬涵说，郭店楚简能在两千多年以后重见光明，已是奇迹，它们以后还能不能继续长久地延续下去，这需要文物保护领域的工作者潜心研究、努力探索。我们坚信随着科技不断创新发展，文物保护会拥有更坚实的依靠，观众会获得更佳的精神、文化体验，穿越两千多年而来的竹简也会永续保存，历久弥新。（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喻珮 张格 张玉洁 何问 袁慧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