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跟着孙昌熙先生读鲁迅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先生71岁，我20岁，先生带我就像爷爷带着个淘气的孙子。

山东大学以文史哲见长，研究生主要是学古典的，同学们入校后，学音韵的有，搞古文字的有，中文系的课程主要是围着六经转，四书都是小儿科，大家整日抱着古书揣摩，导师督责得又紧，学生几乎个个饱读诗书。只有我一个，束书不观，每日以蹴鞠为业，终于有一天，孙先生大怒，对我发出三问：你是足球专业的吗？你以为——现代文学凭空就成了个专业吗？你以为，鲁迅研究是从来就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他说，没有举国抗战，没有西南联大，哪有现代文学进课堂？没有毛主席的坚持，鲁迅研究怎么能成了大学里的课程？

我那时太小，对他说的这些一概都不知道，我以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些专业存在于大学中文系，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

这当然不是天经地义的。孙先生是过来人，他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即使鲁迅、陈独秀这些人要在大学执教，也得放下本行去钻故纸堆，才能站得住脚。在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闻一多也只能讲唐诗，朱自清讲古代文论，那时的大学是绝对不允许新文化运动的任何内容上讲台的。

孙先生说，现代文学是真正的“国难之学”。在西南联大，在民族危亡之际，学生期望的是开鲁迅研究、开抗战文艺运动的课。因为学生的压力，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杨振声先生决定改革，把现代文学加到中文系的课程里面。第一次开课，朱自清主持，由当时的青年教师孙昌熙讲古代部分，沈从文讲现代部分，现代文学进课堂就此开始。

但是，风气还是难以改变。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山东大学的一位先生还说，只有那些不识字的才去搞现代文学，末了又说，搞现代文学的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识字，就是孙昌熙，但此人还是古典的叛徒。

孙先生是搞古典出身，抗战期间，他离开西南联大去考军校，准备打回山东老家，但军校太黑暗，他只好又回来。回到联大后，在杨振声、沈从文影响下，他开始写小说，从此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感情。

因为是古典出身，所以孙先生一贯以为，中国新文学的根在古典，不在外国。但中国古典学的基础是文字，是声韵，新文学的基础则是白话。古典难以表达现代人的生活，而白话，却不能达到王国维所谓古典的境界。比如，冯沅君后来不写小说、话剧，改去研究中国戏曲，并成为戏曲研究大家，孙先生认为是因为她过去尝试过新文学，反过来才知道中国戏曲的特点，知道它好在哪里。

孙先生说中国小说传统，一个是史传的传统，即历史演义，重点不是记言记事，而是刻画人物，讲中国小说传统就必须讲《史记》《汉书》这个源头；另一个是神仙鬼怪传统，起源是《山海经》，他说，闻一多研究中国文学最大的成就便是研究《山海经》，闻一多讲龙的故事，把汉族与苗族结合在一起讲，讲神仙和长生不老，把羌族与汉族结合在一起讲。《庄子》《楚辞》的想象力与《山海经》一脉相承。只有搞过新文学，才能有闻一多先生这样的视野。

在西南联大，孙先生与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是同事，杨振声是他们的上级。在山东大学，冯沅君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上级，但他最崇拜的，还是鲁迅。

中国小说自来无史，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从而才有了中国小说史。

《水浒传》是谁创造的？《宋史》里关于宋江的记载，只有寥寥几句，根本没有什么一百零八将。从南宋到明末，水浒故事是千家万户编造的，从宋代话本到元曲故事，几百年一步步丰富起来，有心人不过做了整理而已。这就是鲁迅的观点。

山东大学的鲁迅研究专业，在全国开设最早。1951年，华岗校长倡议开鲁迅研究课，他自己亲自主讲前半部分，课后不久，讲稿《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出版。课的后半部分，则由孙昌熙先生与刘泮溪先生接着讲，后来助教韩长经也参与授课。

为什么山东大学要首创鲁迅研究课？原因之一，据说是华岗对鲁迅特别有感情，华岗被国民党抓到牢里，写了文章，通过特殊渠道送给鲁迅。文章还没发表，鲁迅就把稿费银元送来了，鲁迅之不怕事，敢担当至于此，华岗自然是念念不忘的。但是，作为山东大学校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华岗在山东大学首开鲁迅研究课，他根本的出发点，其实在于建立新中国的学术学科体系，而这就要从经典作家、经典著作、经典思想出发，如此，当然就必须从鲁迅出发。在华岗看来，只有在鲁迅研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扎实有效地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文学史、文艺理论体系，建立起中国新文学的道统与学统。华岗校长之深谋远虑、高瞻远瞩至于此，有这样的校长，真是山东大学和新中国教育之幸。

那一年，孙先生37岁，应华岗校长的委托，负责开设全国首家鲁迅研究课程。孙先生原是作家，西南联大毕业后曾担任朱自清的助手。像朱先生一样，他的学术研究风格，原本主要是传统的评点与作家之感悟相结合，是比较偏向中国古典文学的。自从事鲁迅研究以来，孙先生的学术风格向着理论化、体系化、世界化方面迅速转变。先生是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特别是文艺理论和文学史体系的开创者之一。

我能够在20岁什么事都不懂的时候，便有幸跟随先生学习，其实主要是由于先生很重视我父亲，对我父亲很好。1985年，他对我父亲说，今年他已经71岁，原本不该再收研究生了，不过现在各方面要从娃娃抓起，为了从娃娃抓起，他就破例再招一次吧！

1984年，由孙昌熙先生和田仲济先生主持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这本书的一半内容是我父亲写的，全书统稿也是他做的。家父是一个极为老实、低调、厚道的人，因此田先生和孙先生都很喜欢他、看重他。孙先生为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了后记，这篇后记，展示了先生作为新中国学术学科体系开创者高屋建瓴的视野与气魄，体现出那一代开创者从容大度的学术自信与文化自信，体现了一个作家出身的理论家对于小说与小说史的深刻独到见解，更体现出孙先生高度凝练、高度概括、惜墨如金的刀刻斧凿的文风。其中，开头的四段如下：

读毕这部长达40万字的书稿，第一个感觉是：自从鲁迅先生写出第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史，开创了中国小说史这门学科之后，又过了60年不平常的岁月，才有了这部不成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自然，前不久，也有人写过《中国现代小说史》，但那不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学术界试图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对五四以来的小说史料进行研究，写出自己的小说史，这是第一部。

这部书在写法上，也有一点新的尝试：那就是从史的角度，重点分析和评价新文学运动以来，随着时代的进展，不断出现的各类人物形象。

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作品里塑造新的典型人物。因而小说史就是不断创造人物的历史。它一方面是人物形象从粗糙到典型的艺术创新史，另一方面则是在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变化发展中，反映出时代生活发展史。

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能进大学课堂？孙先生说，就是因为抗战时期，国破家亡，迫使学者们最近距离地看到了人民的苦难。现代文学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显学？归根到底，是因为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搞古典，需要闻一多那样的视野，搞现代文学，你得有鲁迅那种学问的基础。”他教训我说，“你成天赶时髦，去研究西方社会学，但没有中国的基础，这样下去就把路给走歪了，将来再扭转就难了。”等我明白孙先生这些话，已经太晚了。稍微明白点事，我的导师却已经不在了。

今年2月，家父住院，躺在病榻上，我拉着他的手，把孙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后记读给他听。我逐字逐句地读，父亲认真地听，一篇读罢，父亲静静地说，麻烦你了，请你再读一遍吧。

于是，我又读了一遍，父亲平静地对我说：孙先生了不起啊！建立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要几代人埋头苦干，孙先生、田先生是领头的，真不容易啊！

人对于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师友，感情总是很深，很难忘记，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我的父亲当然也是这样。

先生文集座谈会召开这天（3月25日）早上，父亲再次住进医院急救，我焦灼地等在门外，不能参加先生文集出版的座谈会，我非常内疚，因为先生不仅是我的导师，在我心中，他也是我的爷爷。想到这些，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韩毓海）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08月26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