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民谣音乐很少有外国人了解，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因素来解释意大利民谣国际影响力偏弱的事实。

地中海的声音

意大利民谣音乐很少有外国人了解。以二十世纪意大利最重要的唱作人法布里奇奥-德-安德烈为例，据我目前所知，亚洲最早谈到法布里奇奥歌曲的是1984年日本乐评人山岸伸一翻译的《地中海之路》唱片，和画家冈本太郎先生对法布里奇奥的介绍，之后1991年香港歌手区瑞强翻唱孝升填词的《因为有你》（电视《四驱桥圣》主题曲，原曲名为法布里奇奥的《渔夫》），再有就是1999年韩国音乐制作人刘延叔对法布里奇奥唱片作了部分整理，此后便极少有相关的介绍或译作。

这是为什么呢？试分析如下。

语言障碍

众所周知，英语是无可争执的国际通用语言，在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拥有着优先地位，这就很大程度制约了意大利民谣创作的普及。拿法布里奇奥来说，美国和日本有部分学者研究他，但都因未能精通意大利文学与音乐，所以到今天还没有一本英文的介绍性著作面世；我认识一个迈阿密大学的教授也在研究他，苦于英语记载少之又少，也没能深入研究。

我们知道，意大利时尚产品享誉国际，和法国、北欧齐名，但设计产品主打的是功能和视觉美感，所有人都可以无门槛地进入这个“阅读世界”，所以意大利的设计可以拥有广大的市场和认可，但是文学和民谣音乐就很难走出去，就如中国的现代文学，向来不乏优秀作家和作品，但是中文在世界上的普及程度和翻译的问题，都限制了它的影响力和地位，虽有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海内轰动一时，但之后也很少见到各国读者与作家的回响。

歌曲可以直接聆听，但民谣并不仅曲调旋律具有审美价值，其歌词蕴含的情感、思想及语言的力量也不可忽略，这便有语言障碍了。在世界流行音乐史上，我们很少看到意大利的歌手，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也就是New Trolls和PFM乐队。

品味差异

意大利民谣比之欧美的同类音乐，其风格往往更优雅。如法布里奇奥，弗朗切斯科-德-格雷戈里，弗朗切斯科-古奇尼等翘楚，歌词都写得像一流的诗，曲调则多结合古典乐，甚至动用到堪比交响乐的编制，如法布里奇奥《灵魂拯救》辑中"灵魂拯救"一曲就用了近54位意大利音乐人来一起完成；如此不免具有某种精英色彩，其审美受众群体，也就要狭窄了些。

相对的，1960年代至今，美国摇滚乐的叛逆精神和波普作风，乘着全球反抗运动蜂起之势，成了世界的潮流主调，大众文化的声势于是大举盖过了精英文化。英美艺术家在此潮流中所追求的叛逆、波普特征、亚文化与多元化，其作品所蕴含的社会性、对抗张力，都是意大利民谣音乐所不能比拟的，而当世界各地的青年接受了英美流行文化的趣向，意大利人便很难在市场上与之抗衡了。我猜测，这跟意大利悠久的传统文化所起的作用有关。但这一点到底有多大制约作用，还需谨慎评估。

政治潮流

伍迪斯托克音乐节这一偶然而又必然的产物，是在美国诞生；此音乐节表现了当时年轻人对中产阶级的伪善价值观和保守秩序的反动，这种不满，意大利也有，但体现得不如美国突出。而伍迪斯托克民谣节一旦仪式化，就变成了新的乌托邦精神的符号，从而形成一种传统延续下来，如今，世界各地的音乐节都是这一符号仪式的遗产。而意大利在这方面的发起作用与当时的美国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我们可以举英语世界最知名的民谣诗人鲍勃-迪伦来比较。迪伦声名鹊起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在法布里奇奥身上也是无法复制的。迪伦和法布里奇奥的才华都毋庸置疑。但迪伦成名是在新港音乐节，这种音乐节所起到的历史烘托作用也是意大利当时所不太具备的。及至古巴导弹危机，他先前写的一首《大雨将至》转眼被认为是最警世的预言歌曲、最响亮的反战歌曲。霎时间，迪伦成为了民权和反战运动的“祭酒”（虽然他不愿意认同这个定位）。

法布里奇奥的很多作品也是反战和涉及政治的，如专辑《雇员的故事》就是描写法国的六八风暴，当时在意大利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却无法在英语世界广为传唱，这也再次说明英语是欧美国家最有话语权的畅通语言，所以法布里奇奥没有成就迪伦那样特殊身份的机缘，虽然法布里奇奥也从来不是汲汲营营于虚名和影响力的艺人。

这里就要谈到观众偏好和作者本意的异同。我们知道，至今大部分人对迪伦津津乐道的地方是“核子危机”、“反战”、“民权”与迪伦歌词之间的关联。而“政治正确性”自195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艺术界和民谣界以及摇滚界似乎不能缺少的主菜，没有政治的正确性，几乎都难以被披上先锋性和当代性的外衣。“民权”、“反战”等主题更是紧迫而普遍性的政治话题，不管创作者是刻意借助还是真正看重这种政治正确性（琼-贝兹就是民谣界真正的民权领袖），均会为自己赢得政治态度的优先权，往往这种优先权就影响了艺术家的传播度。而意大利民谣巨匠法布里奇奥所处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以及情境事件，都没有美国当时所发生的情境那种激烈性和政治强度。

尽管意大利有着灿烂的文化传统，但也只是欧洲小语种文化圈中较大的一个。当一颗“政治炸弹”同样在美国和意大利爆炸时，因为语言和幅员的差异，其震撼力和辐射面积必定无法相提并论的。何况，古巴导弹危机与迪伦的歌词，被各方有心人士赋予了＂末日恐惧＂这样一种比任何其他政治事件都要深刻、迫切，而且普世的关系，这便更加促进了迪伦歌曲在其他国家、地域的行销，而且各花入各眼，在不同意识型态的社会也能被编出一套让他吃得开的说法。

有趣的是，当迪伦到意大利开演唱会，邀请法布里奇奥同台演出时，法布里奇奥却因为媒体报导，觉得迪伦是为了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唱赞歌，从而拒绝同台。其实迪伦也无意充当政治正确的祭酒和先锋。倒是法布里奇奥太认真了。对此不太认真的迪伦得到了“政治正确”的宠爱，而对此认真的法布里奇奥未得青睐，也是很吊诡、然而或许也有些值得庆幸的事。

国情问题

说起政治环境，意大利也有与美国大不相同之处，首先，意大利和中国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大家常把意大利说成“欧洲的中国”，其政府对文化事业也不太扶持。著书研究法布里奇奥的沃尔特先生告诉我，意大利某部长两年前就在公众场合声称文化不能当饭吃。政府的官僚作风和功利主义导致了意大利的文化无法得到有效扶持，民间音乐就更难以受到政府重视了，很多乐队都没有一块好的场地。

相对的，美国自一战以来就极力扶持文化事业。一方面，资本家所主导的美国，自然要给予旗下的流行文化工业各种方便；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也方便熟谙艺术市场、文化争霸机理的人才，凭藉自力得到一席之地，大显神通。例如，1920-30年代美国人大力促成欧洲现代艺术在美国的宣传和接受，这便吸引了该领域的大批艺术家、评论家、学者来归，是为＂美国梦＂的体现；早早成为行首的美国唱片企业，也善于挖掘各种民间音乐，结合商业包装，打造了流行音乐的荣景。

尽管美国政治也有各种阴影和恶业，也有政客发起过恐共、打压左派的政治高压阶段，但民间文化人与产业界也富有反制的能量，足以将斗争扳到更有利于赚取世人关注的平衡状态。是故左派与反左的议题在美国所能造成的冲突，向来就不如欧洲和第三世界之能真正掀起革命。受到议题瞩目的迪伦，其实对左派思想也没有多大兴趣，他更倾向于个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或者不谈主义，他就是一个向往自由、探讨自由的灵魂，他不会被各种针对政府的想法束缚住，相对的他又自然地体现了许多美国价值，美国政府自然也不会太与他为难。

法布里奇奥政治处境则很艰难。1969至79年间，意大利政府怀疑他有马列主义思想，认为他涉嫌参与69年米兰丰塔纳广场惨案，之后为了摆脱被监视的生活，法布里奇奥和女友搬到了撒丁岛，种田养牛，却又被说成是趁机脱离大众视线。政客继续构陷，左翼也批判他，期间他有批判政府嫌疑的歌曲也被封杀，传播自然大受影响。

精英知识分子对社会性的偏嗜

精英知识分子对迪伦歌词的偏爱和推崇，也大大提升了迪伦的历史地位，这是一种对迪伦十分有利的语境，尽管他会声称对此不屑一顾。身居学院与媒体要职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实际上把控着文化的话语权，他们在确立某个人或者作品的历史地位与评价上，具有体制性的影响力。

我在青岛读大学时，碰过一个美国外教，一个哲学本科毕业的美国大男孩，抽着大烟斗，似乎以哲学老大师们的优雅和绅士风度自许，他谈到迪伦的歌曲时，基本是极力推重迪伦的歌词具有如何的思想深度和文学意味；谈起迪伦的嗓音，则谓之“极为难听”，而几乎未谈及迪伦的谱曲造诣问题。从这个人的见解和姿态，我看到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文化优越感，他们的视域是完全以文化价值，甚至是以＂主义＂的价值为前提的。而迪伦歌曲的感性成分，他似乎就没什么兴趣。

迪伦来北京演唱时，也有中国乐评人说：中国流行乐受迪伦的影响几乎是零，迪伦的歌词造诣一流，谱曲二流，演唱三流云云。其实这种谬论出自专业乐评人之口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人根本就没认真听过迪伦的歌曲，对迪伦的谱曲和演唱水平毫无感受力。二是精英知识分子高抬迪伦歌词价值的陈词滥调，成了判断迪伦艺术造诣的预设前提（既中国古代所谓的“耳鉴”），其实，假如肯认真聆听迪伦歌曲的话，你会发现迪伦不仅仅歌词一流，旋律也是一流，演唱也是极为自然而富有表现力的。

意大利的法布里奇奥，其实也同样拥有这些优点，很难比较二者在艺术上的水平差距；但有一点，迪伦具有很强的艺术范式的开拓性，从纯粹民谣到电声摇滚，再到乡村音乐和福音音乐，甚至主流流行(pop)的元素，他都像是一个自由的变色龙。法布里奇奥也有开拓和创新性，在他的所有专辑中几乎每张都有新意，只是开拓领域大都是民谣与古典和流行领域的结合，很少能像迪伦一样涉及类型之多。比较之下，迪伦的开拓性更广一些，即便不考虑其他因素，受众群恐怕也要多于法布里奇奥。

说回精英阶层的评价影响。法布里奇奥等意大利优秀民谣歌手，在国内也很受高级知识分子的推重，但是其推重的程度和广度就不如迪伦，国外大学以及精英文化阶层对法布里奇奥的研究状况似乎是十分有限的。前面第一点曾经提到美国和日本有一些学者很想研究它，苦于不能精通意大利文而无法深入，这无疑便使得法布里奇奥光环未能多加放大。

唱片工业的发达程度

唱片工业的发达程度大大影响着歌手的知名度，英美的流行音乐工业在整个挖掘人才、包装人才、推销产品方面，拥有着高效能的优势，其中又以美国为最。这要提及两点：

（1）美国的传统文化不太深厚，尤其是它未从英国继承多少贵族精英文化传统，相对的，美国的布鲁斯音乐和乡村音乐在短短百多年中扎下了深固根柢，自由贸易体制和文化的多元性分布以及巨大的流动性，都为美国流行音乐的开枝散叶提供了极有利的基础。

（2）美国是商业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国家。实用主义是这个国家奉行的基本哲学，其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循环系统具有复杂而精密的运作能力。这个系统涌现出了很多富有前瞻意识和开拓精神的幕后“造星伯乐”。迪伦是自己创造了自己，但是也同时是这个文化工业创造了他。猫王、ＭＪ同样可以更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美国文化工业的庞大造星能力。这一点，在电影界尤其典型，好莱坞的产品在世界的影响力和传播广度跟好莱坞庞大而有效率的运作机制有关。是欧洲的电影业无法抗衡的，因此，仅从这一点，意大利也不具有任何优势。

个人的商业意识

从个人的商业意识来说，法布里奇奥的姿态更富有孤傲的文人情怀，他对商业的态度以及利用商业的心机和能力恐怕是无法和迪伦相提并论的。迪伦虽然是一个富有人文精神高度的歌手，但是，他的机智和敏锐的商业头脑也不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迪伦虽然不喜欢接受采访，但却很喜欢演出，全世界多次巡演，从有关迪伦的纪录片就可以扑捉到这种信息，同时我们从他晚年传出的某些负面报道也可以看出他的狡猾，如他的歌词“抄袭门”（《爱情和偷窃》部分作品歌词涉嫌抄袭日本作家佐贺纯一1989年出版的一本小说《浅草博徒一代》）以及他来中国演出后推出的亚洲风情绘画创作“照片侵权门”，都可以看出这位大师某些商业伎俩来。说好听的是玩世不恭，说不好听的，就是他也难免庸俗虚伪。迪伦的商业头脑应该比法布里奇奥要高很多。法布里奇奥50年代后期开始词曲创作生涯，生性低调的他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直到1975年才举行了第一次个人演唱会。这一点，也可以看做是二人知名度差异的制约性因素。

不只法布里奇奥，意大利一般民众就多是向往自由自在的浪漫性格，艺术创作者尤其厌烦庶务；他们多喜在自己熟悉的本土悠游，只有少数人能兼具走出国门的雄心和打理俗务的能力。如此性格的创作者，即便有和英美一样有利的发展环境，大概也不会去追求什么国际影响力，甚至还可能像隐士一样地躲避名誉，我们也就难以缘木求鱼了。

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因素来解释意大利民谣国际影响力偏弱的事实，但说到底，最大的一个框架条件，还是因为英国和美国，作为先后任的世界霸主，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一直拥有着最大的话语权，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同样优秀或者近似优秀的产物，在英美和在其他地方，所获得的社会价值评估是不会同样或者近似的。

附地中海的声音介绍：　　聊到外国流行音乐，相信乐迷朋友们已在脑海里飘过鲍勃-迪伦、约翰-列侬、大卫-鲍威这一个个民谣和摇滚界灯塔式的人物。而说起意大利民谣或者摇滚，国人知之甚少，可能是因为语言的缘故，亦或是英美流行音乐文化的强势，也有可能是因为意大利人那种独有的热情而又保守的性格。但这种种的原因都不能否认意大利民谣的个性和深刻的人文思想。

由花城出版社2015年发行的新书《地中海的声音－意大利民谣唱作人》，作者旅意学者及音乐评论人张长晓系统地介绍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20位唱作人，如法布里奇奥-德-安德烈、卢西奥-巴迪斯蒂、路易吉-坦科、乔治-盖伯等。作者先是对每个唱作人音乐深入剖析及采访，而后从这些唱作人的个人轶事、音乐风格及生平立体展现了他们传奇的音乐生涯，并深度挖掘这些唱作人音乐背后别具一格的人文思想以分享给广大乐迷，而我们熟知的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等人与这些唱作人的轶事更是本书的一大看点。